▲图片提供者刘木木

汉川千年古镇刘家隔历史久远，从笔架台古文化遗址出土大量的绳纹陶片来看，早在原始社会末期，就有先民在这块土地上生息、繁衍。周朝刘家隔属郧国，春秋战国时期，这里处于郧楚对垒的前沿，又是汉水和郧水的交汇处，郧军在此筑城戍守，因此，刘家隔最早的地名叫郧城。

明永乐至嘉靖年间（公元1403—1566年），刘家隔镇是长江中游的一个区域中心和中转站，城市规模方圆三四十里，高大的保和台、城隍台都在城内，碧波荡漾、翠柳成荫的后湖也只是城中湖。古城有城门四座、商业街七十二条，整个布局讲究天人合一、颇有雅致，城内商业区、公署区和休闲娱乐区因地因景设立，治安、消防、卫生等设施齐全、楼堂馆舍错落有致，七坊十三桥点缀其间“三台六景”各自成趣，俨然一派“小南京”。

1986年3月，刘家隔丁岗出土国家一级文物被冠以“银锭王”的元代百斤大银锭，使这个充满灵秀的古镇又平添了一份神秘与传奇。

正所谓一方水土孕育一方文化名人，世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用勤劳和智慧构筑了一道道旖旎的人文景观，积淀了深厚的文化底蕴，成为天地间一抹永远鲜活的风景，回味无穷!

2012年，刘家隔镇陈才元老人在整理陈氏族谱时欣喜地发现了唐僖宗御赐给陈氏先祖的两幅对联。据流传至今的陈氏族谱记载：陈氏始祖陈旺（公元832年）及其子孙以孝道治家，同锅同灶。财产共有，共同劳动，和谐生活330余年不分家，历15代，人口达3900余口，这是我国封建社会家族文化最盛、团结最紧、和居最长、人口最多的大家族，令人叹为观止。

唐僖宗（862年-888年）感其陈氏义聚一堂，御笔赐赠“义门陈氏”匾额。在陈氏奏请朝廷修建宗祠和祖居时，唐僖宗又为其御赐门联两幅“九重上天书声贵，千古人家义气香”、“萃居三千口，人间第一，合篡四百年，天下无双”，以示皇恩浩荡。

陈才元发现的唐僖宗撰写对联比此前学界认定的后蜀国君孟昶在桃符上写的“新年纳余庆，佳节号长春”的最早对联还要早六七十年，这也正好诠释了汉川作为中国楹联文化城市的文化底蕴是由来已久的。

陈才元还收集整理民间歌曲多首。挖掘整理了《硪歌号子》上报非物质文化遗产。每年无偿讲授乐理、乐器知识80多场。自掏腰包五千多元，为刘隔镇老年文艺队购置二胡、三弦、杨琴、电子琴等，供他们无偿使用。

陈才元对读书情有独钟，自己购买收藏各种图书期刊500多本，义务兼职担任村农家书屋的管理员，像陈才元这样的老人担任农家书屋管理员，有助于解决农村空巢老人的空虚、寂寞等问题。陈才元将三个儿子均培养成高学历国家栋梁，本人因崇尚科学、无私奉献社会，乐善好施，用文化和科学改变农村人的命运，被当地群众视为耕读之楷模，成为古镇文化传承、文化守望的榜样。

古镇人文是博大的，为了古镇文化的兴盛，有这样一群人为古镇文化的传承不遗余力地做着苦行僧的工作。

王远翔先生就是其中最优秀的代表。远翔先生是汉川市刘家隔人，生于1919年，其父早年留学日本，乃早稻田大学毕业生。远翔先生在抗日战争之前就读于武昌大公中学。解放后任汉川市文化馆长并兼任汉川汉剧团编剧，且专门从事“善书”研究工作，特别在挖掘、整理、传承刘家隔传统文化方面做出了很多艰苦的工作。

1989年他在《汉口忆旧》一书中以《话说‘善书’》为题说“武汉人时兴过‘中元节(阴历七月初一至十五)’。戏园子上演应节戏《董永分别》。一至夜晚，各善堂锣鼓喧天送河灯，街头巷尾则宣讲“善书”。 1931年大水淹了武汉，大批灾民困居江城，汉川等地的半职业“善书”艺人则来汉组班说“善书”赚钱糊口。当时，汉阳县的蔡甸镇上发生了一起余海子谋杀案，有人就把它编成“善书”名之为《一口血》。在远翔先生的倡议下，“汉川善书”艺人就抓住这个本子大做文章，宣讲得有声有色，使听者为之泪下，吸引了大批的武汉工人听众。汉口三曙街有个叫赢台的茶社，请来“汉川善书”潘炳福、王海元坐堂演出，从1935年一直讲到1943年。可见武汉听众对“善书”这个曲艺曲种的热爱之情。当时最有名的“善书”段子为《打芦花》，内容是说后娘替前妻之子所做的寒衣，铺的不是棉花而是芦花，因而孩子冻得发抖。其父用棍子去打小孩，结果寒衣被棍子打破后，发现衣内不是棉花，而是芦花，因而父子抱头痛哭，恨那妇人心太毒。其他的“善书”段子有《四下河南》、《磨坊产子》等。 　　

改革开放后，1983年末，湖北省曲艺界在汉口的民众乐园内举行了全省第二届百花书会，“汉川善书”当时被作为孝感地区代表队的一个节目，在民众乐园演出了新“善书”《梅花记》。新“善书”让观众耳目一新。对“善书”这门优雅艺术的风格既做到了继承又有发展和创新，赢得了武汉观众热烈的掌声。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汉川县文化工作者合影。二排左四为王远翔先生、左七为王惠民先生，三排左一为王家瑞先生。

如今，“汉川善书”经过几辈文化人的努力传承已成功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而那些为“汉川善书”传承的老一辈文化艺人王远翔、潘炳福、王海元以及为汉川善书后期研究及申报做了大量工作的“汉川善书”传承人王家瑞等也相继离世，可以说“汉川善书”成功申报也是对那些已逝苦行僧们最好的慰藉 ！

解放至今，汉川文化名人王远翔、王老黑、王惠民，王家瑞四人号称汉川文艺界“四王”，他们在有生之年甘守清贫、倾心于挖掘整理汉川乡土文化、钟情并奉献于汉川古今经典的传承，从诗歌、散文、古典名胜、音乐、非遗传承等方面为汉川留下了宝贵的人文财富。在他们身上折射出老一辈文化工作者坚毅、笃定、执着、无私奉献的品质，他们对汉川乡土文化的深厚情结将永远铭刻在后辈心中！

▲左二为王远翔先生、左四为王惠民先生。

鲜有人知道王远翔、王惠民既是乡人、叔侄、师徒、也是忘年交，更是挚友，他们志趣相投，因文化结缘，他们酷爱家乡古镇的一草一木、流连于古镇丰饶的乡土风情、受博大人文精髓的浸润，在过往的几十年里，同享欢乐、共度时艰，为古镇及汉川文学艺术、民俗文化的传承发展殚精竭虑，一同魂牵梦萦于青山夕照，最后又魂归故里，传为古镇一段佳话。

笔者正是王远翔、王惠民一族的后人，据传承的王氏族谱记载：王氏先祖本姓杨，明朝年间官居朝廷工部侍郎（相当于部级下属的司局级）。在一次押运大型宫廷木材的公差中，由于运输手段原始，只得捆绑成阵型由河上游向下游放排。不料天有不测风云，遇大洪水将木排全部冲散，先祖无法回朝廷复命，被迫隐性埋名，远走他乡至刘家隔虎头岗。

笔者经常在思考：在生死存亡之际，先祖一脉外乡人能在古镇生息繁衍并扎下根来，完全得益于古镇丰裕的生存土壤、诱人而具亲和的乡土风情、醇厚的文化底蕴、淳朴的民风！王氏一族和所有古镇人深爱古镇久远的过去、珍视古镇辉煌的现在，憧憬着古镇璀璨的未来,将永远以古镇为荣！

（通讯员：汉川市博物馆副馆长 王芙蓉）